很多朋友对于汉武帝白羊座和汉武帝实施屯田政策的背景不太懂，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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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田之所以产生于汉武帝时，与当时的政治、军事形势有密切的关系。
秦、汉时，匈奴崛起于北方，先后灭破东胡，击走月氏，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，夺取河套地区，与西汉故河南塞即秦朝所修建的长城相接壤，距西汉都城长安700多里，匈奴常常南下威胁汉朝。
公元前166年，匈奴14万骑直逼长安，火烧回中宫，震动了长安城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汉廷只得先巩固内部，充实关中，加强故河南塞。
刘邦曾把七国贵族之后和豪民10余万人迁到关中；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，募民徙居塞下，耕田输粟。
经过80年的休养生息，到汉武帝时，社会经济繁荣，人口猛增，士马精劲，国力达到了顶峰。
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决心击败匈奴，改变军事上的被动挨打局面，自公元前129年开始，派大军主动出击匈奴。
汉初，中原历经秦末农民起义、楚汉之争等几场大规模战争，虽再次走向和平，趋于统一，但因数十年战争的摧残，此时中原地区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，是百业凋零，民生凋敝，呈现出的完全就是一片废墟的状态。
如《史记·平准书》所载：“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饟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”，新兴的大汉继承的是已是一片废墟的中原，此时壮年男子皆被征调入伍，民间已无可用的壮年劳动力，已经是沦落到要用老弱病残来运输军队所需的粮草。
与此同时，此时连皇帝都凑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，有些开国将相连马车都没有，只能乘坐牛车，而老百姓家别说牛车，连存粮都没有。
此外，这时汉朝不但是面临着民生凋敝，经济凋零的窘迫局面，还要时刻面临着影响着西汉统治的诸侯王叛乱事件，此时诸侯王叛乱在汉初是时有发生，如淮南王英布叛乱、济北王刘兴居叛乱、淮南王刘长叛乱、吴楚七国之乱等等，这些叛乱无一例外都在影响着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。
总得说，汉初，中原正是最为虚弱的时刻，虽军力强盛，但经济却是“弱不禁风”，且内部也是十分不稳定，是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，一旦汉初出现哪怕是一位穷兵黩武的汉帝，整个西汉就会陷入崩溃的边缘。
反观匈奴，此时匈奴是处于最为极盛的时刻，在首领冒顿单于的带领下，匈奴凭借着“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”的实力，是东击东胡，西败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，北吞河南、朝那、肤施等地，疆域变得是无比的辽阔，成为了北方地区唯一的霸主。
因此，此消彼长下，汉初，汉廷基于国内动荡，统治不稳，经济凋零，而匈奴却处于兵峰正锐之时的事实，自汉军惜败于“白登之围”之后，汉廷在对匈政策上，基本上就秉持着“招抚怀柔为主，军事征服为辅”的态度，即不主动的与匈奴发生战事，用“和亲”、“纳贡”等方式来与匈奴和平相处，而对于匈奴的袭扰，也不委曲求全，该战就战，绝不退缩。
但是，到了武帝时期，随着汉朝的经济逐渐走向“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”这般鼎盛之局面，同时经过“吴楚七国之乱”，汉廷又解决了诸侯王这一影响内部统治的隐患。
如此，汉廷对待匈奴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在尚武的汉武帝的带领下，汉廷对匈政策由原来的“招抚怀柔为主，军事征服为辅”的政策变成了“军事征服为主，招抚怀柔为辅”。
自前133年开始，随着汉朝的国力走向鼎盛，在不缺人，不缺钱，也不缺战马的环境下，汉朝正式对匈奴宣战，自此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汉匈大战。
在这十四年间，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数十场大规模的战役，如高阙之战、越阴山之战、漠南之战等，而其中决定性的战役一共有三次，分别是河南之战、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。
先是“河南之战”，此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夺回被匈奴占据的河套以南地区。
因河南有黄河天险，占据这里，汉廷不但能稳固长安北部边防，还能省转输戍漕之劳，同时还能让汉军在进攻匈奴时有一个可攻可守的前进基地。
前127年，“匈奴入上谷，鱼阳，杀略吏民千余人”，匈奴左贤王部率数万骑兵进犯上谷、渔阳，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。
借此契机，武帝对匈开战，他先是让护军将军韩安国率军驻右北平，阻挡匈奴向中原腹地深入。
而后令卫青、李息率军急速出兵云中，至陇西，突袭匈奴此时防守最为薄弱的河南地。
在卫青、李息的带领下，汉军一举击溃匈奴白羊王、楼烦王所部，俘获“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”，夺得河南全部地区。
战后，武帝听从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，在此置朔方、五原二郡。
再是“河西之战”，此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河西走廊，以隔开匈奴与西羌的接触，达到“断匈奴右臂”的目的，从而解除羌人对于汉朝西面的威胁。
同时，打通汉与西域联系的通道，便于双方的联系，从而完成夹击匈奴的目标。
前121年，汉武帝任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让其率领一万骑兵出征匈奴。
在霍去病的带领下，汉军经过二次河西之战，最终歼敌3万余人，俘虏5王及5王母、单于阏氏、王子59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63人，夺得河西全部地区。
战后，武帝在此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等四郡，并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到此戍边、生产，以此来彻底控制住河西地区。
最后是“漠北之战”，此次战役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匈奴主力进行决战，消灭盘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贤王、匈奴单于本部，这最后一支能够威胁到汉军的军事力量，从而彻底解决汉朝北方的匈奴之患。
前119年，经过二年的准备，汉武帝正式对盘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贤王和单于本部发起总攻。
这次武帝兵分两路，各统五万精骑，一路出代郡，由卫青统率，一路出定襄，由霍去病统率。
此后，卫青大败匈奴单于本部军，歼敌19000人，单于远遁西北，而霍去病则击溃匈奴左右贤军，活捉单于大臣章渠，诛杀北车耆王，抓获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，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八十三人，歼敌70443人。
经此一战，自此是“匈奴远遁，而漠南无王庭”，匈奴主力军被灭，只剩匈奴单于悬孤漠北。
当然，“漠北之战”，匈奴主力虽被灭，但汉军也是损失惨重。
“两军之出塞，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，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”，出征前汉军拥有十四万军马，可回来后仅剩不足三万匹，可想而知，汉军亦是受到重创。
经此一役，匈奴虽失去了再次进攻汉朝的能力，但同样汉朝也失去了再次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能力，是出现了“匈奴虽病，远去，而汉亦马少，无以复往”的局面。
由此，基于以上事实，自前119年后，武帝逐渐改变了对匈奴一味采取军事征服的态度，开始回到文景时期对匈奴的政策，即“招抚怀柔为主，军事征服为辅”。
此时，武帝虽然依旧会对匈奴进行军事行动，但却不再似往日那样的频繁，而且规模也不再是如之前那样的庞大，开始仅限于小规模的战事，且多是边界战争，很少再发生深入匈奴腹地的战争。
这时的武帝，他开始重视对匈奴人的招抚怀柔，对于那些臣服于大汉的，采取“以夷制夷”的政策，不派官员管理，而是由原来的部落首领负责管理，同时，每年还会定期给予这些投降而来的匈奴人粮食、珠宝等，让他们可以衣食无忧。
如前112年，匈奴人渠复累“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”，武帝封他为昆侯。
如前文所说，自前119年始，武帝虽然放弃了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用兵，但依然还是维持着小规模的用兵，毕竟单靠招抚肯定是不行的，你还得有武力，只有“一手拿着枪，一手拿着钱”，匈奴人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选择。
但是，在武帝晚年，随着西汉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势，先是对外，对匈奴的用兵接连陷入失利的结局，如前105年，赵破奴军2万余人被匈奴歼灭；前99年，李广利军三万余被匈奴伏击，十去九八。
再是对内，因常年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役，而每次战役都需要花费无穷无尽的人力、物力与财力，致使西汉出现了“县官大空”，“是时财匮，战士颇不得禄矣”这等窘迫的局面。
由此，在这般军事实力与财政匮乏的双重压迫下，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，武帝只能是完全放弃军事征服，独行招抚怀柔。
前89年，武帝颁布“轮台罪己诏”，在诏书中，武帝言：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。
修马政复令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”，宣布放弃对外征战，转而着重发展农业经济，恢复民生。
随着这道诏书的颁布，武帝一朝的治国路线，开始由“尚功”走向“守文”。
总得说，汉初因基于内部统治不稳，社会动荡不堪，汉廷对匈政策主要以“招抚怀柔为主，军事征服为辅”为主，即以和平为先，战争次之。
而后到了武帝时期，先是因汉朝的国力走向鼎盛，武帝也就开始对匈奴的军事征服之路，对匈奴开启了长达14年的战争。
之后，因与匈奴的对战中，汉朝的国力被削弱，在已无力再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前提下，武帝只能是开始注重招抚怀柔，而轻军事征服。
最后，随着汉朝在对匈奴的小规模作战中接连失力，而且汉朝的财政出现严重的匮乏，国内统治也是十分不稳固，武帝只能是完全放弃对匈奴的军事征服行动，独行招抚怀柔。
总得说，武帝一朝，对匈奴的政策曾发生了三次较大的变化，而这变化是随着汉朝国力的变化而变化着的。
汉朝国力强盛，则武帝就对匈奴采取强硬的以军事征服为主的政策，反之，汉朝国力衰退，则武帝就又改行以招抚怀柔为主的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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